梭罗以一八四五年在华腾湖畔寻找大写的「我」为世人所熟悉—那位勇于以自身之哲学反抗政府与社会规则的梭罗，然而透过弗斯特的《康考特牧歌》，我们将以自然生态史重新检视梭罗的贡献。
弗斯特于一九七七年效法梭罗在新英格兰独力搭建小屋，由于此次经验，因而确定了他终生以新英格兰为研究人类与自然复杂互动的范本，并悟出生态研究必须建立在解读歷史的基础之上。对于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而言，阅读本书则是一次省思既有环境论述的机会。
整体而言，环境保护的意识与论述是在二十世纪逐步获得发展并进入建制，成为诸多先进国家公民运动的一部分，比如在一九九二年的地球高峰会提出的二十一世纪议程，环境教育被认为是世界公民必备的通识，诸多环境组织甚至已串连成国际性组织，成为与经济发展抗衡的另一全球化力量。而当我们在思考环保意识的萌生时，必无法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崛起分开来看，它基本上作为资本主义的相反力量而存在，它针对的是现代性的慢性病（modernity’s malady）。因此，当我们重新阅读梭罗时，首要的意义便是回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重新辩证环境论述的各种议题。
梭罗是属于文明转折期的人物，他不仅处于农业兴起的时期，也处于机械时代的开端，作者弗斯特就认为「他在新英格兰初期的荒芜、十九世纪的农业田园和现代重拾苍翠的景观间建立起弥足珍贵的连结。」其中，作者认为梭罗最大的贡献在于演替（succession）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或许有助于超越环境论述主要的两种派别︰保存主义（preservation）和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前者主张人类应该不去改变自然，不因为是否为人类所用而改变，其典型发展就是国家公园的设立；后者则主张大自然的存在应以人类运用为核心取决。然而透过梭罗对北美白松林的田野研究，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更大的视野。梭罗发现，北美白松林生长在遭人类废弃的农地牧场之上，它祇是森林演替的过度，之后继起的是原本受其庇护的阔叶林，这导致梭罗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辩证，也就是认知到人类文明祇是自然演替的一部分。因此对弗斯特来说，二十世纪中叶那些拼命想要復育白松林的生态学者，除非他们能创造一模一样的歷史条件，否则祇是一场空。
上述观点有助于我们思考在今年八月因为马告（栖兰）国家公园划定而陷入的论争。国家公园的设立当然是保存主义价值的实现，也是企图将人类对某些地区的影响降到最低，然而对原住民来说，这无疑是宣告他们必须改变既有的生存方式，而事实上他们的生存方式或许正好是目前生态的条件却反遭控制。面对这些争议，我们可能很难马上下定论，毕竟生态的週期岂是如蜉蝣的我们所能参透？然而，梭罗对于白松林的演替论证或者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思考这样的问题︰国家公园为何存在？我们为何需要将生态冻结甚至将生态时钟倒转（如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各地出现更替槟榔树的活动，这样的生态迁徙或许将改变依赖槟榔树的物种存续）？曾经有原住民参与演替的自然被保护之后就更「自然」吗？从此观点出发，可证诸十九世纪的梭罗不仅不会被时代遗忘，相反地，他的那些沈思默想与研究笔记透过像弗斯特这样的接续者还在闪耀着光芒。
回头来看我们本地的环境运动，则又是一段社会史话。基本上台湾的环境运动是整个解严前后时期社会运动的其中一环，它象徵社区意识的启蒙，是因为自己的居住地受到威胁而迸发的情怀与实践。台湾在一九八○年代后半，种种因为环境保护而起的激烈自力救济是经常的景象，在转入九○年代之后，已逐渐转成持续而和平的宣导及游行活动，如每年定期举行的反核四游行。这些累积的社会力量终使台湾社会有一定能力在环境论述上进行辩证，这两年因政党轮替而起的拥核与废核之争，可发现许多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对这个议题发表或深或浅的看法。而长期以来，也一直有一批人以自身或结社的力量走入山林、捍卫土地，这正是台湾民间重要的实践力量。我们有无数「在地」的故事是这样累积起来的。
这些人或许就是现代梭罗吧，他们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学术研究者，他们依靠自己可以有的任何工具，去接受自然的质疑与回答。因此，《康考特牧歌》这本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瞭解新英格兰本身的生态演进，而是透过弗斯特与梭罗的对话，给予此时此刻的我们一个思考自然命题的新原点，然后，再把这个棒子传下去。
(庄瑞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