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滨书简》〈前言〉

一般人很少把梭罗视爲灵修的导师。他最负盛名的是其文学作品《湖滨散记》和以社会及政治洞见着称的散文〈消极抵抗〉。然而梭罗显然认爲他自己文章和生活的灵修层面是极其重要的。此一层面很少明显出现于他的文章中，多半仅止于暗示。但本集所搜集的信件中，灵修却是唯一重要的题目。

 

信件中的灵修追求者布雷克（Harrison Gray Otis Blake），应是最早、最清楚了解到梭罗生活和作品上的灵修层面的人。他给梭罗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保留下来的信中，形容自己在灵修的歷程「一想起来心里就颤抖……」。他自觉在感情和心灵上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他独自走上这条心路歷程，希望能找一位精神导师来指引他；在梭罗身上他看到他要找的特质。布雷克信中清晰而精确地说:「如果我没会错意，你生命的主旨就在∶远离社会，从制度、习俗、传统的桎梏中脱身而出，与上帝同在，过一种清新简单的生活。你不要在旧皮囊中注入新生命，而是要脱胎换骨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他确信梭罗能帮助他达到目标。

 

布雷克的信写于1848年3月，由此可看出他是一个大胆而特立独行的人。因爲他找的这位精神导师当时还籍籍无名。接到这封信前的六个月，梭罗才搬离他在华登湖畔的小屋。他的第一本书《河上一週游》是一年多后，到1849年5月底才出版的；第二本《湖滨散记》则于六年多后，即1854年8月才出版。可是布雷克当时即能看出梭罗后来在他们十三年的交往中逐渐被认可的天才品质。

 

布雷克晚年曾经回復过几封想知道他和梭罗交往经过的信件。他在其中一封信上承认他给梭罗的第一封信「可能是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因爲那封信「在梭罗默默无闻的时候认识到梭罗的潜力……」。他的另一封信让我们看到二人的关系，正可作爲此信件集的最佳简介：

 

如今回顾，我们的关系几乎是非私人性的，正如他说的「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生活上唯一会留下的标记，其余的皆会随风而逝。」我对他个人的外貌，除了与他精神相关的一点而外，并无特别兴趣；当然二者在我眼中是和谐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谈及私人生活中事。他的目标始终专注于我们经验中最重要的层面上。我遇见过的人中，他在这点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喜欢周围的人诚恳、随和而亲切，这也是人与人交往中必不可少的；梭罗个性中也不乏这些品质，不论从他生前、我记忆里、还是他留给我们的作品中，他都是一个掌握了生命中最高、最珍贵的东西的有力见证人。我不时重读这些信件，始终不曾厌倦，不但仍能得到新的啓示，而且依然得到指导和警惕，有时甚至比当初更爲有力。所以，这些信也可以说还在邮寄中，我还没有完全得到信中的指引和教诲，或者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完全得到。这些信可以看成是写给那些能够从中悟道的人的。

 

1848年3月布雷克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一位31岁的鳏夫，带着两个女儿。他曾任牧师（唯一神论教会），后来在私立学校任教，并且在麻州的伍斯特兼私人教师，该地在梭罗的故乡康可镇西南26英里处。1898年他过世后不久，他的一个朋友写到他：「他是一个最佳徒弟典型。他对所有美好及伟大的事物充满敬仰，愿意尽其所能去宣扬拓展；他个人缺乏纯粹的主动力，这两种特性的综合使他成爲一个理想的追随者。」

 

布雷克最特殊之处是他的言行一致，一丝不苟到令人难以消受。在哈佛大学同学会上他对一个同学说：「非常高兴见到你。」之后他再想了一下，又回到那位同学身边，一本正经地把过份的形容词去掉：「高兴见到你。」还有一次他在妹妹家，半夜爬起来更正他早先说的话。他原先说他「明天应该去波士顿。」而他的本意是「明天可能会去波士顿。」梭罗的同乡爱默生有一次开玩笑形容布雷克是借把伞都一定会还的那种人。

 

梭罗和布雷克在剑桥的哈佛大学念书时见过彼此。1835年布雷克毕业后，又在哈佛神学院待到1838年。梭罗于1837年完成大学学业后回到康可镇的老家。

 

二人在哈佛求学时都接触到几位超越论者的着作，特别是爱默生的作品。梭罗在1836年秋天升上大四的时候，读了爱默生超越论的宣言《自然》，我们在信中会看到, 他深受其影响。1838年春天布雷克和两位同学负责邀请毕业典礼演讲人，他们最后邀请爱默生在7月15日的毕业典礼上致词，很可能是布雷克推动的。爱默生在毕业典礼上所说的却绝非大家惯聼的致词，而是他那篇现在相当有名的革命性言论〈神学院演讲词〉。爱默生大胆地告诫布雷克和他同届的神学生「首先要特立独行；拒绝所有的模范典型，即使那些典型在人们眼中是神圣的；要敢于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去爱上帝。」

 

爱默生的演讲对布雷克的影响显然不亚于18个月之前《自然》对梭罗的影响。毕业后十年间，布雷克离开教会职务，改行教书，他信奉爱默生的哲学，定期写信给他，偶尔也到康可镇拜访他。大约是在1844年底到1845年初的一次拜访中，爱默生把布雷克介绍给梭罗，两人有一段谈话。

 

谈话中话题涉及天文学，梭罗表示他主要的兴趣是「与我们生活切身有关的学问」。中间梭罗还提到他计划在附近的树林中给自己造一幢小屋，他可以「远离文明」。布雷克问他「你是否会想念和朋友的交往」，梭罗回答「不会，因爲我微不足道，」或是类似意思的其他话。他的回答使布雷克铭记于心，因爲他认爲这「表现出机智之深奥、忘我之彻底和在宇宙中之平衡和安宁」，使他觉得「无从想像」而且「钦佩不已」。

 

后来，在1848年早春，梭罗从华登湖囘来后，布雷克读了梭罗一篇关于罗马讽喻诗人普希亚斯（Persius）的短文。这篇短文在八年前发表于一个超越论同仁的杂志，《日晷》（The Dial）。 虽然多半读者都不认爲那篇文章有什麽特别，文中所透露理想主义的热情却深深打动布雷克。他在爱默生家中初遇梭罗时，后者那些令他「难忘」的话又在他心中回响，布雷克告诉梭罗「我愿瞭解那个能说『我微不足道』的灵魂，我愿以它的话激励自己，去过更真纯的生活。」布雷克的信明显地是一个未来的弟子对导师的口气。「你看到这里有什麽感想请告诉我吧」，他请求梭罗，因而展开了此书所辑的二人之间通信。

 

「宗教是什麽？」梭罗在1858年8月18日的日志上问道，然后他郑重地写下他的回答：「宗教是不可言传的。」

 

他写下这句话的两天之前，8月16日那天，美国总统詹姆士‧布坎南、给大西洋对岸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发出世界上第一份电报：「愿荣耀归于最高的上帝，和平与善意广佈人间。」次日，康可镇上梭罗一位爱炫耀的邻居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庆祝这项科技的突破。灯火通明的房子前面写了几个极刺眼的大字：「愿荣耀归于最高的上帝」。梭罗经过门前的时候，大字下面几个人正在点一串鞭炮。他有一种羞耻的感觉，想「尽快走过，因爲这样低俗的招摇意味着僞善。」房子前面那些炫耀的情感对他而言恰恰不是「光耀上帝，而是把上帝抛在暗角。简单而真情流露的崇敬绝不会把这些话像宣传似的在路旁展示。」

 

宗教不可言传，因爲人类最深的真实经验无法直接告诉另外一个人。言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往往失落。真的先知皆由其他方式悟到真理。暗喻、譬喻、象徵、寓言等等才是精神导师用以「言不可言」的方式。

 

梭罗在〈消极抵抗〉中写道：「那些沿河而上探索追求真理的人，假如不知道有比《圣经》和（美国）《宪法》更清纯的真理，无可厚非地会在此驻足, 以无比崇敬和仁慈的心来饮用此水; 但看见有细水潺潺流入此湖彼池的人，会整顿打点、继续往上寻找真理的泉源」。他认爲人的生命是一个探索真理源头的心路歷程，许多人都觉得梭罗的看法对人的身心有益。基本上，他的看法是灵修的层面，世界上所有的伟大宗教经典都以各自的宗教观提出灵修的重要。正途、光明、道、永生等等，梭罗认爲都是同一的真理，每一种宗教的不同只在于神的形象不同，那和宗教产生的特定的时和地有关。

 

有一次，在读东方的经典时他写道：「我祈祷自己能免于狭窄、偏见、夸张和固执己见。对哲学家而言，所有的宗教、国家是一样的。我对婆罗门、佛主、伟大的神灵和上帝一样喜欢。」他认爲为上帝定型是一种「悲哀的错误」。如果我们必须把永恒而无限的神性限制在人的形象中，也就表示一种分隔和距离。当然，他也了解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必须经由人象化的神才能表达和接受我们对神的感悟。「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需要的神，」他说，并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説法：「社会群岛岛民有个神叫土亚希土，『是狗的形象；他能保佑岛民不从山崖或树上摔下』。我想我们不需要这个神，因爲我们不须要爬什麽山路。」

 

梭罗知道，从精神的意义来看，我们有很多山要爬。他自己很早就开始了。主要是跟随住在康可镇的爱默生，多年来爱默生是梭罗的导师。爱默生的《自然》是一部当时当地的经典作品，就如世界所有伟大的宗教经典一样，啓发了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人们的探索和追求。《自然》也啓发了梭罗的探求。

 

爱默生指出，从前的人眼中的上帝和自然是和他们面对面的。到了这一代，他们只能从前人的眼中看到上帝，仿佛他们无法直接接触上帝及自然。「我们爲什麽不能也直接和宇宙万物接触？」他问。「我们爲什麽不能有一个直接在我们眼前显示的宗教？而不是前人的歷史显示的宗教？」真理、自然和上帝都是现在式，不是过去式。能自由思考的人可以自己直接去探求真理的泉源，不必按照前人的经典追求神的真理。

 

梭罗后来的一生一直坚守「和宇宙直接接触」的追求。从1836年开始，他开始了26年身体力行的心路歷程，直到他44岁死于肺痨爲止。如果我们把他写的作品看成是他整个心路歷程的报告，我们会更能深切地了解他的作品。他找了许多世界各地的宗教经典以期得到更多啓示。他热切地閲读，仔细地研究，并奉为圭臬。他也从其他层面得到啓示：家人、朋友、杂志和书籍。但是这些仅仅是他个人的参考，他不从其中寻求指引。他唯一的指引是他自己，一种发自内在的对真理的了悟。有一本老书上的一句话：「看啊！天国在你心中。」梭罗相信这句话。

 

梭罗从来没有给他个人的宗教一个名称。虽然他的第一本书《一週》里〈週日〉那章，几乎要唿之欲出了。他在那章中写道：「在我的泛神国中，牧神「潘」俗世的欢乐依然存在，他红润的脸庞，飘扬的鬍鬚，粗犷的身躯，他的笛子，他的手杖……也都还在。因爲伟大的牧神并未如传言中说的已经死了。神不会死。也许在所有新英格兰和古希腊的众神中，我最常出现在他的神殿前。」他觉得，自然和神是二者一体的。他在1853年告诉一个朋友：「我生来就是一个牧神教徒——如果我得给一个名称，我想是牧神教。」他在1853年告诉一个朋友。

 

然而就在一年之后，他好像又不确定了。「很快我们就要和自然告别了。」他在1854年5月的一篇日记志中写道，「它给我们的是无法满足的期待。」他才把《湖滨散记》的校稿交给出版社，其中在讲到（更高的法则）的那章中，他写道，「自然是很难克服的，但是我们必须克服自然。」在他此刻心路歷程的道途上，他觉得也许上帝是在自然的尽头：「自然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我灵魂最深处熨贴着这片大地。」灵修的真实道路是不断地探索；心路的歷程中经常有倒退的路程。

 

梭罗的灵修中最有救赎意义的一点是他始终坚持只有精神上的修行还不够完全。他是一个好深思的人，他把自己当作最基本的精神起点，就是从「他是谁」开始，可是他非常清楚他有更多的潜能。「他自己就是精神」这一点对他而言无特别之处。特别的是接着「他是谁」这个认同而来的两个事实：第一，他是一个生于外在躯壳中的精神；第二，他的精神可以经由他的躯壳而与外面的物质世界接触或发生关系。

 

对他而言，这个精神和物质世界的接触是最基本的谜，这也是他认爲精神本身的修行还不完全的意思。他觉得基督教对外在的躯壳和物质世界的认识不够完整。梭罗认爲，「基督所教人应如何生活并不完善；他的重点在另一个世界。除了他的教导，世上还有另一种成功。即使在这个世界我们也有日子要过，我们还必须设法挨过，我们有各种困难需要解决，必须在精神和物质世界中寻出一条生存之道。」

 

梭罗认爲物质世界非常重要，因爲精神层面的成功只有在物质世界的成功之后才能得到。对多数人而言，物质上的成功意味着拥有财富。对梭罗而言，物质世界的成功是降低过剩的物质欲望，减少那种会蛀坏、銹烂、小偷会偷窃的物质。只有简化我们外在的生活，我们才能更自由地开发、丰富我们的内在生活。

 

梭罗的灵修另一救赎的特徵是他对宗教开放和宽大的态度。他认爲宗教的教条和宗旨代表狭隘和执拗。在1840-1850的十年间，他研究了东方宗教，觉得东方宗教传统中有和西方宗教传统中一样令人信服的道理。他在研究世界伟大的宗教传统时，建议「如果能把不同国家不同的宗教经典，像中国的、印度的、波斯的、希伯来以及其他文化的，印成一本人类的经典，那会是创世纪的杰作。」他认爲「把这些宗教经典并列和比较，可能会帮助人们有更加开阔的信仰。」他所推崇的人类信仰是超越任何特定宗教的。

 

布雷克给梭罗第一封信中明显地透露出对道德的热切，30岁作者的回信藉预言来淡化对方的热忱。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布雷克给他一些预言充分表现出他自己对精神导师这个身份的不安。布雷克的回信没有预言，却有更多的问题，没有预言，第三封信中梭罗对他的新角色似乎较爲确定。可是一直要到第六封信，他的笔端才显出充分的信心。之后他的信越来越自然，笔下经常出现他们一个朋友形容梭罗谈话时那种「盎然的趣味」和「由衷的诚挚」。

 

从1848-1852年的四年中，布雷克在伍斯特的收入无法负担生活，中间有两年他必须到波士顿附近教书，当地有较多的学生付得起他相当低廉的收费。1852年秋天他续絃娶了他的学生、伍斯特的一位富家小姐为续絃，他的经济情况才得以改善。虽然有余裕追求自己的兴趣了，他仍然在他自己的私人学校中教授年轻女子。

 

布雷克和他的新婚妻子买下伍斯特市区西面山顶上的一幢房子。当时的伍斯特市以思想前进开放着称，布雷克和当地的几个比较先进知识分子友谊深厚。这些朋友中比较突出的是布朗（Theophilus Brown），他从事裁缝业，个性温厚谦和，更是一个出色的谈话对手。梭罗在第五封信信尾提到向布朗致意。布朗的名字自此经常在信中出现，到了第二十封信，布朗成了他们对话中的一员，因爲梭罗告诉布雷克「容我藉你和他通信」

 

读信的人由布雷克一人变成布雷克和布朗只是一个开端。布雷克和他那群朋友经常在伍斯特大街上布朗的裁缝店里聚会，谈论当天的大事。基本成员包括小店老闆钱伯林（Henry Marmon Chamberlin）, 水疗医师罗杰斯 （Seth Rogers），和三位思想开明的牧师：席根森（ThomasWentworth Higginson），郝尔 (Edward Everett Hale) 和 华生 (David Atwood Wasson)。他们七人在伍斯特形成了一个类似梭罗会社的组织，有点像现在的偶像俱乐部。只要接到长信，布雷克都会通知他们和其他朋友，其中一件邀请函是这样的：「布雷克先生有幸邀请阁下，明晨赴其波东街3号寓所早餐，聆听梭罗先生近函节录。」

 

这些信中有几封正如梭罗自己形容的是「公事」信件，即使如此，这些信仍有其重要性，因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二人的关系。这些短信中有些是梭罗讨论他旅行的细节，有些是二人一起计划的旅行，经常也包括布朗和其他友人。还有几封谈到梭罗的演讲，因爲布雷克似乎逮住甚至制造机会让他的导师到伍斯特来演讲。事实上，梭罗除了在他老家康可镇给过二十六个演讲之外，就数在伍斯特演讲的次数最多，总共给了九个演讲。布雷克安排这些演讲，作了宣传，有几次演讲还是在他家的客厅举行的。他的客厅大概是房子的前厅，很可能打开门可以和另一间屋子相连。当然梭罗到伍斯特来访都住在布雷克家中。同样地，布雷克去康可镇也住在梭罗家中。

 

布雷克了解梭罗这些信件的特殊价值，曾告诉朋友，「早在1859年，他就考虑加上註解和评语，把这些信编辑后出版。」可惜他未能付诸实行。还有一点可惜的是，他认爲他自己的信的重要仅在于促使了梭罗的囘信。1876年，梭罗的妹妹将其兄的手稿赠与布雷克时，布雷克也得到自己给梭罗的信。他在晚年曾将自己的信借给早期的梭罗传记作者桑鹏 (Franklin Benjamin Sanborn), 那些信件可能在桑鹏身后已不存在。唯一留下来且被大量引用的只有第一封，为本书信集的第一封信，集中其他四十九封信皆为梭罗写给布雷克的信。

 

或者这些信不只是给他一人的？

 

我们会发现，他们通信的十三年岁月中，梭罗的信由二人的沟通渐渐扩展为和一小群朋友的对话。梭罗显然知道他的长信有一批布雷克邀集的信友一起分享，所以他写信时知道他的对象已经从布雷克和布朗发展成他们的一群朋友了。以布雷克的性格而言，他一定告诉过梭罗他有意日后将这些信件出版。

 

梭罗自己在1854年12月把写信的对象从布雷克一人增为两人，包括了布朗。这样发展是毫无疑问的，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收信人心中明白。从一个更真实的角度来看，这些信并非写给伍斯特波东街3号的布雷克先生的，而是如布雷克自己所言，是「写给那些能够从中悟道的人的。」

 

这些信等了一百四十年终于能辑成单独一册问世。它们给了当时一位灵修者啓发和鼓励，经由他而啓发、鼓励了他那一群有同样精神层面的朋友。如今这些信能和更广大的读者见面，让另一代追寻灵修的人读到这位伟大的精神导师的慧见，如果不是天意，至少也可以是说是实至名归的。

 

 

载于《湖滨书简》

作者／梭罗 (Henry D. Thoreau)　

编者／狄恩 (Bradley P. Dean)

译者: 周亦培